學林春秋：著名學者自序集

    我和先秦史
   秦統(tǒng)一是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線。我認為，
   中國奴隸社會屬于亞細亞類型，不是古典古代類型。根據(jù)馬
   克思主義學說，氏族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分界線是國家。因而
   中國奴隸社會的上限應為啟殺益奪權，變傳賢為傳子，成立
   夏王朝，下限為秦統(tǒng)一
   我與中國民俗學
   一般地說，民俗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也
   包括有關它的科學理論。而單就其理論體系來說，既有一般
   性質的理論，如理論民俗學、應用民俗學等，又有局部性的理
   論，如民具民俗學、工藝民俗學、語言民俗學、宗教民俗學和文
   藝民俗學等。
   我和圖書館
   有人認為搞圖書館工作無甚學問。確實，圖書館工作是
   為他人作嫁衣，但對保存與傳播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很有意
   義。我曾說過這樣的話：“人不能自有所表現(xiàn)，或能助成人之
   盛舉，亦可不負其平生?！比缃裎覍θ松宰魅缡怯^，并且努力
   在有生之年為圖書館事業(yè)多做點事情。
   我與《說文》
   處理好基礎與專攻、廣博與精深的關系，對于我的學習與
   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十年來，我總是離不開以《說
   文》作橋梁，通過運用《說文》，幫助自己解決古代文獻語言中
   的疑難問題，解決《說文》與訓詁研究的普及與應用的問題，解
   決發(fā)展?jié)h語詞義學的理論與方法諸問題
   我和中國思想史研究
   我是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主而不是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
   限的。如中國史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中國教育、中國經(jīng)
   濟、中國政治等皆兼注重之列。要求力所能及的博通，因為這
   幾方面多與中國思想史有密切的關系
   我和文字改革
   語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跟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
   社會長期停滯，語文也就停滯不變；社會急劇變化，語文也發(fā)
   生急劇變化?！Z文變化，可以是無意識的，可以是有意識
   的 有意識有計劃的變化稱為文字改革
   我和博物館學研究
   我建議成立“供品博物館”，征集國外所藏中國文物模型及
   書畫摹品、照片。并設立戶外史跡博物館，擴建中國體育博物
   館、民俗博物館，籌建地志博物館。……我贊成化私為公，將私
   藏文物捐獻博物館，因私人者似難持久也！
   我和故宮
   從1924年底到今年，我從未離開故宮博物院，工作已74
   年 可謂一生問學無成，文博白丁，……余曾大膽妄為對女兒
   說，雖問學無成，但余在續(xù)故宮的歷史
   我和清詩研究
   清詩于八代唐、宋以后，確能自創(chuàng)一新局面，學古而不是摹
   古，晚期還超越了學古而從事革新。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望
   今制奇，參古定法”，清詩適應此規(guī)律，在力挽明代復古狂瀾的
   基礎上，在繼承前代遺產(chǎn)的實踐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會現(xiàn)實
   的土壤上，開出了獨具清詩面目，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境
   界。
   我和中國史學史
   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而讀書，要如暢游長江大河，務攬其
   優(yōu)勝，要在“優(yōu)勝”上多下功夫。江河一瀉千里，歷萬水千山，如
   泛泛觀望，不會有什么奇趣。如果在優(yōu)勝之區(qū)多所盤桓，意境
   自會不同。中國史書繁富，必須選擇重點書，多下功夫 在重
   點書中，還有重點的篇章。
   我與語音學
   我一生的經(jīng)歷，如汰繁就簡來說：可說是一部“音路歷程”
   的歷史。最初是學業(yè)遷就了環(huán)境和興趣，而不久就走上了興趣
   決定了學業(yè)，更從而支配了環(huán)境的道路。這條路在有些親友看
   來，是沒有什么大“氣候”的；而我則認為是有幸而選對了的。
   我和中國哲學史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我與馮友蘭先生的見解基本相
   同。在哲學理論方面，我與張申府的觀點基本相同。在哲學理
   論方面，我信持唯物論，推崇辯證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
   我努力運用邏輯分析方法與唯物辯證法來進行研究。
   我和《左傳》
   從小不出家門，由我祖父親自授讀古書。讀完《詩經(jīng)》，便
   讀《左傳》，同時兼讀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后來插班進了小學
   三年級，仍然在放學后到祖父書房受讀《左傳》和《東萊博議》
   我和《文心雕龍》
   記得1931年春，我在重慶大學文預科聽吳芳吉教授給班
   上開“文學概論”課，經(jīng)常板書《文心雕龍》原文，繪聲繪色地講
   得娓娓動聽。我中心悅而誠服，被秀辭麗句的駢文吸引住了
   從此便與這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名著，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和社會史及法制史
   我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表現(xiàn)在家族主義和
   階級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和中國社會的基礎，
   也是古代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在法律上占
   極為突出的地位
   “我們”與中西古典學
   研究埃及學、亞述學、西方古典學、中世紀學以及波斯、印
   度、中國、阿拉伯、美洲的古典文明史和封建時代文明史，以加
   強對世界古典文明史的研究工作
   我和《詩詞例話》
   看了《詩詞例話》，好比在閱讀詩詞時，請詩詞作家或欣賞
   家在旁一一指點一樣，指導詩詞好在哪里，提高我們的欣賞力
   幫助我們學會欣賞詩詞。它同光是閱讀不同
   我與東方文化研究
   我想到的問題很多。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
   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
   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固有的術語。第五，中
   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
   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的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
   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
   的觀點是正確的 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給世界人民謀福
   利的同時，產(chǎn)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災害。第九，東方文化與西
   方文化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我和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
   我與別人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主要有以下一些。一、盤庚
   以前的商和夏，還在氏族部落時期。盤庚以后的殷商和初年的
   西周，氏族部落仍是社會的基礎組織。二、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
   變化最顯著的是城市的興起，交換經(jīng)濟的興起，真正意義的國
   家的出現(xiàn) 三、秦漢時代，是戰(zhàn)國時代的繼續(xù)
   我和甲骨文
   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較多用力于文字考釋，偶有涉及史
   跡商討者，所依材料又較零碎。我受王靜安“二重證據(jù)法”之啟
   發(fā)教育，用甲骨文結合商史與商代遺跡，來解決甲骨學殷商史
   上的重要問題，如殷代的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制度、農(nóng)業(yè)、
   氣候、方國、天神、圖騰崇拜……等等。
   我和古文字學
   在古文字學方面，我積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個問題就是
   “六書”之說 上學時期我即留意考察。這也是我研究古文字
   一開始就不走傳統(tǒng)小學遵奉《說文》之路，而在科學地古文字學
   日見興起之時，直入以地下出土之各類古文字為研究對象之門
   的原因
   我與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不解之緣
   治理黃河就應該先治理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治理有了眉
   目，減少了侵蝕，泥沙就不至于隨水流下，匯入到黃河，沉淀于
   河床之上。河床不再升高，就不必為修筑堤岸而多費心力。
   ……修補堤岸是治標，治理黃土高原是治本。從治本方面來
   說，這治理黃河和治理黃土高原，只能說是一宗事情，不應該強
   事分開，強事分開，于事并無補益，災禍永難摒絕
   我和中國上古史研究
   我在《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的身分問題》的論文中，再一次論
   證我所堅持的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的說法，對多年來社會流行
   的西周奴隸說提出異議。又發(fā)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貯”和土地
   關系》，以期解決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史上一些關鍵性
   問題。
   我和文字訓詁學
   我在文字 訓詁萬面有哪些“創(chuàng)新”的地方。第一、關于假借
   字的問題。第二、關于漢字發(fā)展三階段的說法 第三、關于同
   源詞的研究。第四、關于異體字的研究
   我和《遼史》
   先祖父雪堂公（羅振玉）泛海歸來，彼稷行邁，逮旅津之八
   年，關于戊辰之歲筑室于遼寧省旅順口將軍山之麓，將習靜溫
   業(yè)兼課子孫。小子侍側讀書，初命輯《朱笥河年譜》，繼以得遼
   代墓碑獨多，且足訂《遼史》之訛缺，乃命作《遼史?？庇洝?br />    我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
   我從長期深入民族地區(qū)學習和調查研究民族語言的經(jīng)歷
   中深感學習民族語言要經(jīng)過嚴格的語音訓練，學習民族語言不
   能單靠課堂學習，在校學習一段后應到民族地區(qū)實地學習，因
   為與當?shù)厝罕娤嗵?，必須使用民族語言進行交際，因而比在校
   學話更易收效
   我和《清史稿》與《清史列傳》
   記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調中華書局參加整理標點
   《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書的工作。同一天到書局
   報到的尚有啟功同志，我們二人因事遲來了兩個月。早兩個月
   先到我們《清史稿》組的有羅爾綱、劉大年、孫毓棠三位同志
   我和校讎學
   我歷來主張研究文學，要將考證與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
   將文獻學與文藝學密切地結合起來。文學批評應當建立在考
   據(jù)的基礎上，文藝學研究應當建立在文獻學知識的基礎上。從
   事文學，特別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人，不一定人人成為文獻學家
   但應當人人懂得并會利用校讎學知識
   我與《髹飾錄解說》
   當代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鑒賞文章有關漆器的材料甚多。
   ……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訪，核實材料呀，可那
   是不可能的。拉上窗簾，圍好燈罩，像做“賊”似的，閉門寫作，
   還生怕被發(fā)現(xiàn)扣上“白專道路”帽子，開批判會。夫復何言！夫
   復何言！
   我與唐史研究
   我研究唐史，首先要感謝恩師陳寅恪先生。六十年中，我
   從先生受教，先生傳道授業(yè)解惑使我讀書為已，開始走上宋賢
   所開辟先生繼承發(fā)展的為人治史之路
   我和漢藏語研究
   “漢藏語”是指漢語、藏語以及和它們可能有親緣關系的許
   多語言的群體?！皾h藏語研究”是語言科學的一種實際作業(yè)
   ———對一系列有關的漢藏語言進行調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
   一個語系
   我和《廣韻》
   我在進行?？钡臅r候，先以張氏澤存堂初印本作為底本，
   與其他宋本和元明兩代的刻本對校，凡有不同，都記在澤存堂
   本的書眉上，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澤存堂本與上述的
   二十種唐五代韻書對校，同樣把不同處記在書眉上，這又是一
   道工夫。有了這兩個校本作基礎，然后進行一字一行的校定。
   ……改正原書錯字一千七百一十二字，增補脫文一百九十五
   字，刪去衍文七十字，共校正訛誤一千九百八十七處
   我和《馬可波羅游記》
   1995年，英國學者伍德博士撰寫出版的專著《馬可波羅到
   過中國嗎？》，全盤否定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事實，引起了有
   關學者的關注和國內外傳媒的轟動。書中對筆者多年前寫的
   證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資料和闡述也予以否定。為此我寫
   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一稿作為回答
   我與《中華大藏經(jīng)》
   1982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在成立大會
   上，我提出有必要編輯一套“佛教全書”《中華大藏經(jīng)》。得到小
   組的批準并成立了“中華大藏經(jīng)編輯局”，由我負責主持這一工
   作。我們即以《趙城金藏》為底本，與其他八種版本的大藏經(jīng)對
   勘，終于編輯出版了《中華大藏經(jīng)》（漢文部分）上編全部106
   冊。
   我和顧炎武研究
   鄙人致力于顧炎武的研究垂六十年，下這番勞動，還是值
   得的。因為這個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不
   是一個一般的愛國主義者，不是那種叫叫口號貼貼標語的愛國
   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拋頭顱灑熱血型的愛國主義者，他是渾身
   浸染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愛國主義者。
   我和敦煌學
   我一向認為敦煌石窟所出的經(jīng)卷文物，不過是歷史上的補
   充資料，我的研究無暇對某一件資料作詳細的描寫比勘，因為
   已有許多目錄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
   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關鍵
   性的意義，這是我的著眼點與人不同的地方
   我和《尚書》
   我近幾十年的精力都集中在《尚書》一書上，語其遠，則是
   由于我早歲承祖父授讀，進大學后受顧頡剛先生教導這兩方面
   的深遠影響；語其近，則是由于四十五歲時由上級調來協(xié)助顧
   頡剛先生完成他整理《尚書》的宏愿，就是秉其整理《尚書》的意
   圖與規(guī)劃，擔任考釋譯證《尚書》全書的任務。
   我和中國版本學
   鑒別一書的版本，不止只分析辨別其刻版或抄寫的年代，
   還應進一步熟悉某書歷來傳世有多少版本，現(xiàn)在某本稀見，某
   本流傳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個本子的異同優(yōu)劣，辨其版刻源
   流。版本學的內容包括面是很廣的，幾乎每一種書都有其版本
   問題
   我和中國佛教考古學
   佛教遺跡以建筑構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遺跡和石窟寺遺
   跡；以地區(qū)和派系分，主要是漢地佛教遺跡和藏傳佛教遺跡。
   “文化大革命”前我著重的是漢地的寺院遺跡；“文革”后，逐漸
   擴展重點范圍，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傳佛教遺跡，因而
   產(chǎn)生了應當考慮較全面、較有系統(tǒng)的中國佛教考古學的想法。
   小詩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