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崗位與追求

　　雖然有一個“為人生”的口號起著統(tǒng)領作用，但文學研究會內(nèi)部總體風格是多樣而豐富的，主要作家們表現(xiàn)出來的無論是文學觀還是創(chuàng)作本身都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其中很多還是游離于“為人生”這一現(xiàn)實主義旗幟的。而其中主要作家的總體創(chuàng)作風格是溫文爾雅的，在豐富的個性中也體現(xiàn)了文學研究會的總體風格傾向。這種風格在文學研究會的一批年輕成員身上繼承并延續(xù)，以葉圣陶、朱自清、劉延陵、豐子愷、夏丐尊、俞平伯等江浙文人為代表，在溫雅中更添一種清新飄逸的風格，這種風格在稍后被稱為“白馬湖派”文學風格。這一批文學研究會成員在30年代文壇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成為后人理解文學研究會風格的主要印象所在。但是文學研究會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不僅是溫雅，其中也很有一些異端，比如廬隱、王以仁、徐玉諾、朱湘等作家，就是情懷激烈的一類。與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會“崗位型”知識分子不同，這些作家沒有固定工作，生活窮愁潦倒，顛沛坎坷，最終都年紀輕輕就夭折。他們屬于流浪型知識分子，最接近生活的底層，他們比其他有固定工作的知識分子更敏銳地感受到了人生殘酷的一面，更容易在最痛苦的境遇中發(fā)出悲鳴，因而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浪漫激情，字里行間噴發(fā)著生命的火焰，是文學研究會里的另類作家，其風格離溫雅甚遠，而倒與創(chuàng)造社的風格有些接近。廬隱是很叛逆而不羈的一位女作家。而且，廬隱雖然同樣以“問題小說”登上文壇，但是與冰心的大家閨秀風度完全不同，作品表現(xiàn)了一種小資產(chǎn)階級女性的人生苦悶。冰心有的是對這個世界的“愛”和拯救，而廬隱缺少愛的童年使她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懷疑和敵意，而她兩次藐視世俗的婚戀則使她更多地體會到女性在那個時代無法逃避的困境。廬隱是“被‘五四’怒潮從封建的氛圍中掀起來的，覺醒了的一個女性”。她叛逆的性格和懷疑的精神，是在離家出走的“五四”女兒中更接近那個時代的精神，她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精神苦難，并不幸地于1934年5月死于難產(chǎn)，她生前的痛苦和難產(chǎn)的結局似乎象征了現(xiàn)代女性生命覺醒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五四新文學中，郁達夫是第一個大膽直率-地喊出了性愛苦悶的男性作家，那么廬隱則是最早探討性愛苦悶的女性作家之一。雖然廬隱的小說也被冠之以“問題小說”的名義，稱之為探討“人生是什么”的哲學問題；而且對于“人生問題”的苦索，廬隱是“穿了戀愛的衣裳”的，最好的例子是她的《海濱故人》。但顯然，茅盾的這一概括出發(fā)點還是指向著“為人生”的論題。放開這個人為假定的創(chuàng)作目的，或許我們可以更清楚了看廬隱，其小說的特點是把性愛的苦悶混合在她的“哲學病”里，而人生和戀愛這兩者也并不存在誰穿著誰的衣裳的問題，本來生存的苦悶同性的苦悶就是交織在一起的，換句話說，性的苦悶是生存的苦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廬隱是用一種浪漫抒情和情緒宣泄的方式，寫下了一代五四中覺醒的女性的對性的曖昧態(tài)度，一種在理智和情感之間無所適從、難以言說的性愛苦悶。代表作品有《海濱故人》、《麗石的日記》、《或人的悲哀》等。無論是小說的題材和表達方式，或者作家的經(jīng)歷和結局，廬隱在文學研究會中都屬于一個另類作家，她的小說是一種與溫雅截然不同的浪漫、頹廢、反叛風格，在當時頗為引起爭議。朱湘是文學研究會的一個奇異，在他的身上乖戾和典雅奇妙地結合在一起。乖戾是指他的生活性格，而典雅是指他的創(chuàng)作風貌，兩者是矛盾的卻和諧地組合成了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朱湘性格的狂狷在他的經(jīng)歷中隨處彰顯，他在清華上學期間，有人接受聘請要到清華任職，他卻放出話去說“我來教他還差不多，他來教我？”并最終使那位“教授’，的美差泡湯；朱湘讀書當時窮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但還自費創(chuàng)辦了不定期文藝刊物《新文》，專門刊登自己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但還是因為經(jīng)濟原因出版了兩期以后就?？?；在清華的學習快畢業(yè)的時候，因為食堂有用早餐需點到否則作曠課處理的規(guī)定，朱湘非常反感這種刻板矯飾的規(guī)章制度，特意違反而終被開除。1927年8月朱湘赴美國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大學留學，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孤僻狂狷的性格，使他覺得自己是一只“失群的孤雁”，為了法文教科書里把中國人叫做“猴子”，朱湘就憤怒地離開勞倫斯大學；1928年1月轉入芝加哥大學，次年因為一名教授疑心他沒有把借用的書歸還，不堪其辱而轉學俄亥俄大學。1929年9月朱湘為了家人的生活提前回國，在武漢大學、安徽大學等處任教。因為校方經(jīng)常欠薪，生計日見窘迫，一個孩子出世不到一歲，便因為沒有奶吃而活活餓死了。詩人對生活充滿天真的幻想在現(xiàn)實的艱難前全部破碎。1932年因為安徽大學校方把“英文文學系”改成“英文學系”，因為一字之差的矛盾，耿直狷介的詩人一氣之下辭去教職，而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漂泊各地賣文為生，終因貧病交加和精神頹傷而投江自殺，時年29歲。朱湘的這種性格中有著傳統(tǒng)舊文人的傲骨和浪漫，但與現(xiàn)實社會卻格格不入，這使得他的人生成為一場悲劇。而令人奇怪的是，朱湘的詩歌卻充滿了雍容典雅的美，既不是對現(xiàn)實憤慨偏激的抨擊，也不是應和時代的頌揚，而是“離去焦躁，離去情欲，離去略帶夸張的眩目光彩””的從容和雅致。比如《小河》，與周作人的包含了對生活的抗爭的同題詩歌不同，交織著韻的美麗，文字很從容。而《采蓮曲》、《搖籃歌》等作品，可以看出朱湘詩歌汲取了中國舊詞韻律的靈魂，形式上有很強的音樂感，內(nèi)容上柔和溫暖，在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詩歌的寫作，所謂使新詩并不與舊詩分離，只較寬泛的用韻分行，只從商籟體或其他詩式上得到參考，卻用純粹的中國人感情，處置本國舊詩范圍中的文字，寫成他自己的詩歌，朱湘的詩的特點在此”，“作者的那種安詳與細膩，使作者的詩在一個帶著古典與奢華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去整個的文學興味離遠了”。這樣的一種形式和審美，使朱湘的詩歌在當時年代中略顯寂寞，但是重新回頭看的時候才會發(fā)現(xiàn)他秀麗清雅的詩歌中，散發(fā)的悠遠魅力。而他對詩歌格律和音韻上的探索，在新詩發(fā)展史作出了再要的貢獻。P201-203

　　石曙萍：1975年出生于浙江省諸暨市，2001年獲上海大學文學碩士學位，2005年獲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居新加坡。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先后在《山花》、《上海戲劇》、《當代文壇》、《文學世界》、《中州學刊》、《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