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與詩學話語

　　后記：成的，雖然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改動和補充，但我深知，由于個人哲學修養(yǎng)的欠缺，書中肯定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和教正。記得在香港訪學期間，曾和鄒讜先生的一位高足談起我的畢業(yè)論文。此公講述了鄒先生的一段故事，說有一次，當他抱著厚厚的博士論文文稿，煞有介事地去找鄒先生請教時，沒曾想鄒先生淡然一笑，說“小小博士論文，何必如此當真，只要用心做人，用功讀書就夠了”。鄒先生這樣說，當然不是要他的學生不拿博士論文當回事，而是說，一個學生做好論文的前提是做人用心，讀書用功。有了這兩個前提，不愁論文做不好。追隨導師錢中文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雖不是樣樣都盡如人意，十分出色，但總算做到了“用心做人，用功讀書”這兩點?，F(xiàn)在修訂出來的博士論文，是經(jīng)過錢老師幾番刪改后的“成品”，從開題立論到框架結構，再到具體措辭，到處都充滿著錢老師的指導和批正。遇上如此認真，如此嚴格，如此深邃的導師，讓我引以為幸，也引以為榮。這篇論文本是我的一個較為龐大的研究計劃“交往理性與現(xiàn)代設計——哈貝馬斯與中國現(xiàn)代性問題”的一個部分，而且是一個基礎部分。按照設想，這個研究計劃還應該包括哈貝馬斯的現(xiàn)代性學說在西方社會理論傳統(tǒng)中的地位，特別是在法蘭克福學派歷史效果中的地位，以及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學說與中國語境之間可能存在的互動關系等內容。說到哈貝馬斯研究，我要特別地感謝我的碩士導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的樂黛云教授，是她當年的正確引導和嚴格教導，把我引向了關注“現(xiàn)代性語境下的法蘭克福學派歷史效果”這樣一條艱苦而充滿樂趣的研究課題。此外，我還要感謝哈貝馬斯教授本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霍耐特教授（Prof.Dr.AxelHonneth），法蘭克福大學政治學系的毛斯教授（FrauProf.Dr.IngoMans），波茨坦大學哲學系的克呂格教授（Prof.Dr.Hans-PeterKrüger），以及蘇卡普出版社的哈特博士（FrauDr.Hardt）和斯蒂格勒博士（Dr.BerndStiegler）等人，在我留學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期間，他們在生活上、學術上以及資料上向我提供了耐心而周全的幫助。我的博士學業(yè)處于“半工半讀”狀態(tài)。我所就職的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比較文學研究室，這個集體以周發(fā)樣研究員和孫歌女士為中心，還包括程麻副研究員，陳燕谷副研究員，李蚺副研究員，陳圣生研究員以及趙遠帆副研究員等。他們都是我的良師益友。在我讀書期間，他們一再容忍和原諒我在許多方面的不成熟，熱心幫助我克服工作和學習中的諸多實際困難，使我基本做到了工作和學習兩不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書過程中，我們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渠敬東、付德根、王明毅等）組成了閱讀共同體。在閱讀、討論和爭執(zhí)過程中，他們不留情面的批評，給了我動力和信心，這點至令讓我難忘。以童慶炳老師為首的答辯委員會（包括杜書瀛研究員、葉廷芳研究員、楊恒達教授、王一川教授、金元浦教授以及陶東風教授等），在論文答辯過程中向我提出了許多尖銳的問題，并為論文的進一步修訂提出了很好的指導意見。特別是童慶炳老師，為了準備我的論文答辯，竟不惜花費時間和精力，收集和閱讀了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為我修改論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史建先生是我多年的摯友，他用他的智慧為論文的快速出版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這點讓我深為感動。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松梅女士、曹韌先生和我屬于一個生活共同體，我們三人每天都在努力把“交往理性”付諸實踐，雖然充滿了重重困難，相互之間的沖突屢屢發(fā)生，成功交往的中斷比達致要來得頻繁，但我們始終抱著堅定樂觀的態(tài)度，積極努力，不曾松懈。沒有他們兩位的鼓勵和支持，我的學習和研究不會做到持之以恒，更不會略有所成。曹衛(wèi)東2000年7月22日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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