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識論》實際上是借助唯識宗之宇宙論框架,以展現儒家“大易”之“尊生”、“健有”的創(chuàng)生精神,并以之抗衡于唯科學主義的西化狂潮。所以一開篇,他就明確寫道:“今造此論,為欲悟諸究玄學者,令知實體非是離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識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實證相應故”(《熊十力全集》第二卷第10頁)。所謂“非知識所行境界”,即明示科學乃至一般所謂知識都只停留于形下之知性層面,無由進入形上領域;而所謂“反求實證”的“相應”,則不僅堅持傳統(tǒng)的治學進路,而且在他看來,也只有反求實證才能真正進入形上超越的領域。顯然,這是以傳統(tǒng)的治學進路對當時唯科學主義的揚棄。至于其探索指向,則由他的“明宗”作了明確表達:“真見體者,反諸內心。自他無間,征物我之同源。動靜一如,泯時空之分段”(同上)。這就是熊氏依據儒家“大易”精神對宇宙本體的勾畫和描狀,所謂“動靜一如,泯時空之分段”自然指本體貫通動靜而又超越時空的性質;而所謂“物我之同源”,則是指本體超越心物二元、超越主客對立的自在狀態(tài)。由此以往,“唯識”、“轉變”、“功能”以及“成色”等層層遞進而又層層斟酌辨析,終于形成了一個體大而用精的宇宙論體系,最后則落腳于做人之“明心”。而他晚年的幾本著作,從《乾坤衍》、《體用論》到《明心篇》,實際也都由其《新唯識論》所創(chuàng)造的宇宙論體系演化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