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錄》出自宋代學術伉儷趙明誠、李清照之手，是中國古代金石學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幾百年里，學術界普遍認為其完整卷本已經失傳，直到20世紀50年代又重現(xiàn)于世。該部國寶級文獻是如何從私人秘藏到重新發(fā)現(xiàn)，直至最終歸藏國家公器？現(xiàn)存唯一宋刻全本30卷現(xiàn)藏于國家圖書館，近日由上海書畫出版社首次以原色原大、高清全彩影印出版。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原館長陳紅彥研究員講述了這部傳奇古籍背后的故事。
《金石錄》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為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其30卷足本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既是早期印本，更是現(xiàn)存唯一的宋刻全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學術界普遍認為完整的三十卷本已經失傳，直到19世紀50年代又重現(xiàn)于世。該部國寶級文獻是如何從私人秘藏到重新發(fā)現(xiàn)，直至最終歸藏國家公器？三十卷全本與十卷本在內容上有何差異？
“《金石錄》是金石學、目錄學領域的重要著作，而這三十卷本中有二十卷內容是其他版本所沒有的，屬于海內孤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陳紅彥說。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傳奇古籍，從私人秘藏到歸藏國家公器
問：這部宋刻全本《金石錄》，被張元濟稱作“天壤獨存”，這部書最初是如何被發(fā)現(xiàn)并入藏國家圖書館的？背后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陳紅彥：《金石錄》三十卷本在元明時期的文獻中很少被記載，包括在各種目錄中也難以見到其蹤跡。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界普遍認為從明代末期直至清代，只有十卷本存世，似乎完整的三十卷本已經失傳。
這一情況的轉變發(fā)生在1950年前后。南京有一處著名的藏書樓——津逮樓，主人姓甘，四代藏書，收藏規(guī)模極為宏富，僅藏書目錄就有十八卷，藏書總量超過十萬卷。甘家過去有一個習慣：特別珍貴的善本，可能擔心被他人覬覦，并不列入公開的目錄之中。正因如此，像《金石錄》這樣重要的宋代刻本，雖然實際存世，卻長期不為人所知。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這三十卷本的發(fā)現(xiàn)過程，充滿了故事性和傳奇色彩。津逮樓在太平天國時期曾遭受火災，很多藏書被焚毀，但這套書幸運地保存了下來。然而，甘氏繼承人對藏書本身沒有太深入研究。到了20世紀50年代，一個部隊系統(tǒng)的單位要收回津逮樓的房產作為辦公用地，甘家后人不得不清理樓內藏書。他們原本想請一位親戚——前中央大學教授盧前過目來評估這批書的價值，但恰巧評估當天盧先生生病未能到場，于是轉而邀請舊書商人馬興安前往看貨議價。幾天后，馬帶了兩位同伴同來甘宅，其中一位是水利專家，也是藏書家，名叫趙世暹。
藏書家趙世暹（圖源：網絡）
當時這批書正被論斤出售，價格非常低廉，相當于每斤兩千元舊幣，折合現(xiàn)在大約兩毛錢一斤。趙世暹等人就這樣購得了包括《金石錄》在內的一批書籍。后來，甘家后人甘汶又請盧先生回去看看有沒有特別珍貴、值得保留的書。盧先生查看時，看到書前有“嘉?”題字，誤以為是“嘉靖”（兩字形近），以為這只是明代刻本，價值一般，于是沒有留意。
購得寶書后，趙世暹先生與書商馬興安產生了分歧：馬先生希望出售獲利，而趙先生則認為如此重寶必須獻給國家。但由于自己對版本鑒定不是最擅長，趙世暹就想到了請古籍版本專家張元濟先生來鑒定并作跋。趙先生通過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先生介紹，懇請版本學專家張元濟先生為之鑒定。
張元濟先生見到此書后，激動不已，確認這正是世人以為早已湮滅的宋刻三十卷全本！他為此書撰寫了一篇長約一千六百字的長跋，遠超一般題跋的篇幅。在跋文中，他詳細闡述了該書的版本價值，認定這是“天壤孤本”，并充分肯定了趙世暹將其捐公的義舉。這篇跋文也成為該書流傳與研究的重要文獻。
該書后來被帶到上海，經鑒定后，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非常重視。鄭振鐸本人也是藏書家和文獻學家，曾在上世紀上?！肮聧u”時期搶救了大量珍貴文獻。他認為郵寄如此珍貴的善本風險太大，于是親自將其護送回北京，最終入藏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
由此，這部在元明時期幾乎被認為消失的重要宋代刻本，最終成為國家圖書館的重要收藏?！督鹗洝肥墙鹗瘜W、目錄學領域的重要著作，而這三十卷本中有二十卷內容是其他版本所沒有的，屬于海內孤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這就是一部稀世珍本從私人秘藏到重新發(fā)現(xiàn)，直至最終歸藏國家公器的傳奇歷程。
三十卷本與十卷本之別
問：《金石錄》三十卷是難能可貴的宋刻全本，我們知道“一葉宋版一兩金”，這部宋刻本的獨特價值在何處呢？
陳紅彥：從版本學角度看，宋本具有顯著的文物與文獻價值。由于其年代久遠、存世稀少，宋本本身已是珍貴的文物。更重要的是，作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它在傳抄過程中產生訛誤的機會最少，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獻的原始面貌。盡管后世傳刻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校改，但宋本仍然是恢復著作原貌的最可靠依據?！督鹗洝啡肀緸槟纤未疚觚埵婵S本，是現(xiàn)安徽地區(qū)刊刻的古籍?！督鹗洝窞槔?，該刻本很可能是趙明誠成書后的首刻版本，因此具有多方面重要價值。
《金石錄》全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十卷為目錄，收錄鐘鼎彝器和碑銘墓志等2000種，其中著錄的許多器物后世已不復存在或記載有誤，因此這部分內容成為最早且相對準確的歷史記錄，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后二十卷為跋尾，包含重要鐘鼎碑石的提要502篇。是趙明誠對所見藏品的考證與評論，相當于現(xiàn)代學術中的研究札記，保存了許多后世無法得見的原始信息，為金石學、文獻學和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通過三十卷本與十卷本的比對，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有價值的版本差異。例如，三十卷全本中的一些墨?。I文處）在后印本中已被補入文字，同時還存在文字增刪、內容修訂等現(xiàn)象。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時期版印的修訂痕跡。學界以往認為存在淳熙年間龍舒郡齋本和三十年后趙不谫重刻本兩種版本，但更可能的情況是同一版片經過修補、修訂后形成的不同印次?，F(xiàn)存三十卷本字跡清晰，屬于較早印本，而十卷本部分字跡已略顯漫漶，且對早期闕文有所補正。這種文本演變過程為研究古籍流傳與版本修訂提供了實物證據。
《金石錄》三十卷宋本的重現(xiàn)，為深入研究該書版本源流、校勘后世訛誤提供了關鍵依據。元明兩代未再重刻，后世流傳多為抄本，其中雖不乏精抄本，但部分抄本被《四庫全書總目》評為“訛謬甚多”。因此，這部初刻前印的宋本不僅讓我們得以窺見文獻的原始形態(tài)，更成為恢復文本準確性、追溯流傳過程的重要基石，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與典藏價值。
問：三十卷本和十卷本的內容的差異看來不少，那么三十卷本多出的二十卷到底是什么內容？
陳紅彥：上海圖書館所藏宋本《金石錄》十卷本已于此前出版。朱大韶在收藏此本時，已發(fā)現(xiàn)它僅存十卷，誤將其判定為“缺失后半部分的二十卷”，他并未知曉，這一十卷本實際是《金石錄》三十卷本中間的部分。《金石錄》三十卷全本，前十卷為目錄，后二十卷為跋尾。據此可知，上海圖書館所藏十卷本，是三十卷本中從第十一卷至第二十卷的內容。
朱大韶在收藏過程中還發(fā)現(xiàn)，這十卷本經歷過造偽，且造偽者的手法較為精妙。書賈將“卷第十一”中的“十”字剔除，改為“卷第一”，為掩蓋痕跡，還將版心內容整體上移。與國家圖書館所藏三十卷宋本對比，可見上圖本跋尾位置偏上，正是作偽鐵證。因此，該本既缺趙明誠原序，也完全缺失前十卷目錄及后十卷跋尾。
三十卷本的前十卷目錄（共2000條）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這些目錄以年代為序編排，完整記錄了當時存世且趙明誠、李清照經眼的金石文物信息，是研究宋代金石遺存的重要依據。趙明誠在序言中還對歐陽修《集古錄》提出了客觀評價——他認可《集古錄》的重要性與自身對其的喜愛，但也指出其存在“未按年代排序”的問題，且內容存在部分錯漏。為此，趙明誠在編纂《金石錄》時，特意糾正了《集古錄》的這些不足，并在序言中明確對比了兩書的差異，使《金石錄》成為一部更系統(tǒng)、準確的金石目錄，為后世留下了極具價值的文獻資料。?
綜合來看，三十卷本同時具備完整目錄與二十卷跋尾，其文獻與資料價值值得專家、學者及金石文化愛好者深入研讀。一方面，研究者可依據目錄探索“目錄記載但現(xiàn)存未知”的文物下落；另一方面，通過跋尾能了解趙明誠對各類金石文物的評價與價值判斷，深化對宋代金石學的研究。
問：大量書中記載的青銅器今已不存，僅能通過《金石錄》的文字感知其曾經的風貌了，真所謂“紙墨更壽于金石”。由此，您是否可以為我們更進一步介紹《金石錄》的目錄學價值？
陳紅彥：確實，在人類悠久的歷史長河中，無數(shù)珍貴的文物見證了文明的興衰與變遷。然而，由于自然災害、人為破壞等多種原因，許多文物都消失了。部分青銅器等重器由于體量較大、流轉記錄相對明確，其傳承脈絡可能稍清晰一些。這些已經消失的青銅器銘文通過《金石錄》的記載，流傳至今，十分難得。
此外，《金石錄》里面還有很多關于碑帖等紙質文物的記載，國家圖書館藏《神策軍碑》的案例，可直觀體現(xiàn)三十卷本目錄的實證價值。如今我們通常稱《神策軍碑》為“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圣德碑”，但在《金石錄》中卻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金石錄》卷十第一千八百六十三、一千八百六十四記載的是“唐巡幸左神策軍上、下”，知趙明誠、李清照所見還是完整的上下兩冊。柳公權66歲時書寫的《神策軍碑》，碑刻立于唐代宮廷禁地，其內容記錄唐皇巡幸左神策軍的史實。從書法角度看，該碑被評價為“人書俱老”的精品；從史料角度看，碑文還記載了唐代與回鶻首領政權相互支持、文化融合的過程，兼具書法與歷史價值。據三十卷本目錄記載，《神策軍碑》原分上下兩冊，如今僅存一冊，為存世孤本。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卷本《金石錄》的最后一條記載與日本相關，這是當時可見文獻中，唯一涉及中國以外事物的內容，頗具特殊性。
正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早期史志目錄，《金石錄》目錄提供的歷史價值在于它如實記錄了當時存世的文獻情況，為我們還原古代文獻的真實面貌提供了重要途徑。為我們提供了辨別古籍存佚、考證書籍真?zhèn)蔚闹匾獏⒄?。通過系統(tǒng)梳理歷代目錄中的差異記載，不僅能夠追溯出更準確的原始編目信息，甚至可能重新發(fā)現(xiàn)一些被認為早已失傳的文獻線索。今后如有學者將三十卷《金石錄》所記2000條目錄、502篇跋尾與現(xiàn)存金石文物逐一對照考證，將是了不起的學術貢獻。
名家印鑒還原千年“流傳史”
問：書中寫有唐伯虎、王世貞等歷史名家的藏印，這些收藏痕跡，如何幫助我們還原這部國寶的千年流傳史？
陳紅彥：藏印在古籍著錄中具有重要價值，它不僅標記了歷代收藏者的身份，也見證了文獻的流傳，可告知今人其傳承脈絡。藏書家往往在珍本上鈐蓋私印，以識曾經為其收藏過，但歷史上也存在一些復雜情況：部分藏家因愛惜書籍，希望品相更佳，或顧慮印泥不佳污染版面，選擇暫不鈐印，直至轉讓時才留下印記；另一些藏印則可能存疑，如本書中唐寅的印章被學者標注“疑偽”，體現(xiàn)了學界對鑒藏的審慎態(tài)度。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本書中王世貞、甘氏津逮樓等藏印，清晰勾勒出一條從明代至近代的遞藏脈絡，成為研究收藏史的重要線索。而唐氏“有匪堂”的題記“許就讀，不借”，更生動反映了傳統(tǒng)藏書家“秘藏為寶”的觀念，與天一閣“書不出閣”的規(guī)定一脈相承。書中另有一段墨記，以“隋侯珠”喻書之珍貴，甚至警示“損毀遭神誅”，足見藏家視若瑰寶之心。
《金石錄》南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在版本物質性方面，本書亦留存了歷史修復的痕跡。序言部分可見明顯水漬，多處題記、墨跡在裝訂裁邊時被局部切損（如“唐氏有匪堂”字樣邊緣略失），反映了早期修復更重版框內文本保存，而邊緣信息常被犧牲。如今古籍保護遵循“修舊如舊”“最少干預”原則，力求保留所有歷史痕跡。相較許多宋版書，此本未遭蟲蛀等損傷，整體保存狀況已屬難得，但通過比對可知，本書有水漬、破損等情況，已進行過裁切修復，雖保全了文字內容的完整，卻逐漸縮減了原書的物質形態(tài)。這種文本與物質形態(tài)的流傳變遷，正是古籍生命史的體現(xiàn)：既承載著學術內容，也凝聚著歷代收藏、修復與保護的痕跡，共同構成了一部可見的“流傳史”。
宋刻全本《金石錄》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