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錄：嘉靖年間重審宋氏殺夫案

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林樾之死

明朝嘉靖年間，關(guān)于貴州一起妻子殺夫案的重審，在不同層級、不同衙門的官員中激發(fā)了不小的爭論。此案中的死囚宋氏，是死者林樾的妻子。她被貴州的原審官吏認定，要為身受多處致命傷的林樾的死亡負全部責任，因而被判凌遲處死。原審認定，林樾為人貪杯好色、荒淫無度，宋氏心中早已無夫妻情分，行事也并不尊重丈夫，林樾尸身上的多處傷痕，就是宋氏險惡用心與殘忍手段的明證。

然而，多年之后，被判凌遲重刑的宋氏，等來了打算給她翻案的巡按御史王杏。巡按御史作為“天子耳目”，定期被派遣出外，出巡屆滿便更替，他們的一大職能，便是巡視地方，認定斷罪有出入，就可以為之辯冤。關(guān)于宋氏是否殺夫，王杏并不信任原審衙門的判斷，因而向都察院遞交了他的質(zhì)疑；以左都御史王廷相為首的都察院其他官員，面對王杏的舊案重提，態(tài)度則相當保守。

都察院“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職責包括“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等。王廷相號浚川，他執(zhí)掌都察院期間的部分公文匯集成了《浚川內(nèi)臺集》，亦名“覆奏語略”。所謂“覆奏”，是因為入選的案件均請示過嘉靖帝。為官數(shù)年、經(jīng)驗豐富的王廷相，當時面對的是怠政的皇帝與復雜的官場，但他收錄在《浚川內(nèi)臺集》中的奏請，包括對宋氏殺夫案的判斷，基本都獲得了皇帝的贊同。皇帝不從王廷相建議的，除了兩個涉及宗室的案件，就只有嘉靖十六年（1537）對一名巡按御史的處分。這名巡按御史正是王杏，其受罰的原因，也許在其為宋氏翻案時，已有端倪。接下來，我們來看這起原審、巡按與左都御史各方意見分歧的殺夫案，究竟有何蹊蹺。

對于宋氏殺夫之罪，原判斬釘截鐵：她“以剪刀戳破林樾陰囊身死，問以凌遲”?！叭嗣允瑐麨閾?jù)”，最初的驗尸已經(jīng)留下了詳細的記錄，所以多年后，王廷相等仍可查閱：除了死者“一身青傷，不系致命”外，“初檢林樾尸傷，頂心囟門偏左偏右、兩肋等處，俱有傷痕，項頸八字交匝；及再檢，又有剪刀戳破腎囊、丟棄腎子之傷。此皆致命之處”。

死者林樾尸身的檢驗記錄，看著頗為詳細，當時承審官吏的工作，似乎比較周全。不過這里面，也有不少值得留意的細節(jié)。我們可以參考清代官箴書《州縣初仕小補》中給出的建議，“凡相驗死尸，若系當時，自然易驗。先看頭面致命部位，再看周身何處有傷，逐一驗明”，這說的是好辦的情形，檢驗的時機相對及時，尸身的情況較為完好，這樣的話，就按照《洗冤集錄》的記載，把死因歸傷類，依次走流程：“若系刀傷，比對刀口，量明分寸”，“縊者，看繩紋八字交與不交”，“毆死者，驗傷痕是何物致傷，是否在致命部位，逐一看明”。然而，命案情形多樣，條件未必理想，因此，官箴書里的經(jīng)驗分享，重點還包括了“驗尸莫避臭”，“倘尸已發(fā)變，切不可避臭不肯上前，必得眼同尸親，將所告之傷驗明”。可以想見，腐尸之上，無論是刀傷刀口，還是上吊繩紋，抑或其他傷痕，都不那么清晰可辨。尤其是在諸多傷痕中，官箴書還要特地點明，“腎囊有傷”的話，應當親手“按試其腎子”，辨別“是單是雙，是否破碎”。總之，“不明之處，查對《洗冤錄》，萬無錯謬”。這樣看來，驗尸自有一定之規(guī)，只要仵作盡力、官員盡心，過程可控，結(jié)果應當可靠。

那么此案的檢驗結(jié)果應如何解讀呢？在王廷相等人看來，這些傷情記錄，無疑說明了死者是被人所殺，且留下了多處致命傷。檢驗還進行過兩次，足以排除其他可能。這兩次檢驗，從結(jié)果來看，前述的判別“刀傷”“上吊”與“毆死”的經(jīng)驗，都能適用。第一次檢驗，發(fā)現(xiàn)了死者頭部與兩肋被毆，還發(fā)現(xiàn)了頸部繩紋的蹊蹺。第二次檢驗，又補充獲得了下體腎囊部位的剪刀傷。死者傷痕累累，除了被殺，很難找出別的死因。我們尤其要注意初次檢驗的“八字交匝”結(jié)論。驗尸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中既然要強調(diào)“看繩紋八字交與不交”，也就意味著此類繩紋成為辨別自殺、他殺的關(guān)鍵：自縊死狀，以繩跡類似“八”字但在腦后并未交會的“八字不交”為原則，相應的，“八字交匝”意味著并非自縊，而是被人勒死。兩次驗尸發(fā)現(xiàn)，林樾的尸體，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上體被毆、下體被剪刀戳刺，以及頸項被勒的痕跡。那么原審的方向，自然就是尋找最有動機、有能力殺死林樾的人了。

巡按御史的疑惑

然而，王杏多年后巡按貴州，之所以要主張原審有疑，也同樣是仔細研究過驗尸報告的。林樾生前的“荒淫酒色，醉生夢死”，與尸體滿身傷痕結(jié)合起來，成為王杏的第一個疑點?！傲珠须m醉，定有聲張，靜夜深更，何無一人知覺？”被打一下兩下，也許還沒反應，被上上下下打傷這么多處，就算無法抵抗，疼也該疼醒了。寂靜的深夜里，林家上下，豈能無人聽聞、無人來救？

我們也可以把王杏的懷疑思路再作延伸：剪刀也好，拳腳也罷，這些傷害，都應該發(fā)生在勒死之前。傷害不是瞬間完成，下手者定然要費些力氣，花些時間，也就不得不冒著林樾要么直接還擊、要么呼喊求助的風險。宋氏作為中年婦女，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即便她有，多年夫妻，又是以多大的恨意，才能如此行兇？

不過，王杏的這一重疑問，在王廷相看來，并不能削弱原審原驗的信度。王廷相把死者醉酒及家中他人“后房安歇”的“招情”與多處“尸傷”結(jié)合起來，認為林樾醉后，昏沉之中，即便繩子繞到了脖子上，也未必能醒過來。勒死一個醉漢，用不了多大力氣?！安贿^一人之力，即可殺也，又復何疑。”王廷相還根據(jù)林樾對酒色的沉迷，推斷“宋氏不得遂其情欲，亦何所不至”，這里，他點出了各方都不否認的一個事實：林樾與宋氏的“夫婦之情，久已不諧”?；橐雒鎸嵧?，夫妻已成怨偶。但這又得是怎樣的矛盾，引發(fā)了多大的怨念，才能使宋氏出手傷人，以致將丈夫殺之而后快呢？

案發(fā)后的審理中，已然查明，林樾與宋氏，算是半路夫妻。林樾有兒子林喬，宋氏嫁過來的時候也帶著她前段婚姻中生育的女兒程大兒?？赡苁菫榱擞H上加親，也可能是另有原因，林樾本想著把林喬跟程大兒湊成對兒。宋氏當時點了頭，哄得林樾開心，給未來的兒媳“用紗羅做衣，用銀打造首飾”。程大兒打扮得出挑，宋氏又瞞過林樾，暗中牽線，給女兒另擇良配。她找上的是更有勢力的本衛(wèi)指揮丁明一家，讓程大兒嫁給丁明的兒子丁紀。等程大兒順利離開了林家，宋氏又“通將衣服首飾轉(zhuǎn)遞”，林樾的算盤也就落了空，只好另給兒子找兒媳了。

這些事記在原來的卷宗里，多少也算陳年舊事。王廷相把這些往事重提，主要是想證明是宋氏虧欠林樾，“但有夫婦真實之情，決不如此”。宋氏能瞞著丈夫，另懷心思，足以說明她不是什么合格的妻子，“林樾乃柔懦無用之夫，宋氏乃強悍不義之婦”，宋氏殺夫一事，就是板上釘釘。所以王廷相更支持原審的判斷，即林樾始終是受害者，生前屢遭宋氏毆打，死前不久，又一次被打傷重，醉臥夢鄉(xiāng)中被宋氏戳傷腎囊、勒住脖頸，終于一命嗚呼。當時檢驗尸傷、訊問人證，都可證實宋氏有罪。依據(jù)《大明律》“妻妾毆夫”條：“凡妻妾毆夫者，杖一百……故殺者，凌遲處死。”

宋氏“悍婦”的形象，在原審官員的筆下敲定，也在王廷相一派的后來者心中扎根。既然她能夠肆意打傷丈夫，那么便不難要了重傷之人的命。這樣一來，巡按御史王杏第一次“辯理”時，通過查閱卷宗與提審宋氏所發(fā)現(xiàn)的此案所謂冤情，即宋氏雖用棍打傷林樾，但林樾死于氣憤自縊，宋氏應當依“威逼期親尊長”律改判絞罪，便是無法立足的了；王杏所謂林樾被打后的“自縊身死”，與“八字交匝”的驗尸結(jié)果不符，說謊的只能是宋氏。

如果王杏初次嘗試后便知難而退，此事便并不會被王廷相記入《浚川內(nèi)臺集》。王廷相對王杏的大力駁斥，是因為王杏在首次質(zhì)疑宋氏之案受挫之后，又執(zhí)意進行了新的調(diào)查，他不但堅持了林樾死于自縊的觀點，還提供了有關(guān)林樾自盡是咎由自取、宋氏罪責得以大幅度減輕的新證據(jù)。正是這種執(zhí)著，使得王廷相不得不將王杏的兩次“辯問”及為宋氏翻案的嘗試放在一起考慮，逐層駁斥，并奏請皇帝批示。

作為都察院長官的王廷相，雖然從觀點上并不認同巡按御史王杏的翻案提議，但在程序上須得認真回應，這是由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與巡按御史的職責設計所決定的。同為監(jiān)察官員，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巡視地方，深受重視，其行使職權(quán)相對獨立，與都察院長官并無垂直隸屬關(guān)系。其實，王廷相本人在升任左都御史之前，也曾巡按陜西，留下了包含《會審錄》與《詳駁錄》兩卷的《浚川駁稿集》，其中可見，原問衙門、原審官吏是存在錯判的可能的，具備較高職業(yè)素養(yǎng)與道德操守的巡按御史參與慎刑恤獄與重案復核，意義重大。總之，巡按御史對于案件審理和復核，雖無決定權(quán)，但頗具影響力。

二次翻案

王杏第二次為宋氏辯冤的嘗試，尤其值得關(guān)注。因為他憑借所掌握的新情況，幾乎完全推翻了原審所建立、王廷相所支持的林樾為夫無能為力，宋氏為妻無情無義的“悍妻殺夫”敘事，也不同于之前所主張的“宋氏毆打在先，林樾被逼自縊”，而是重構(gòu)了“林樾畏罪，羞愧自盡”、主要過錯不在宋氏的全新情節(jié)，使得宋氏之罪從原審所定的“凌遲”驟降為“不應得為”（杖八十）。為此，王杏不但“將原招毆打情節(jié)、檢出傷痕，通作妄招”，還采信了宋氏提供的新情況，即林樾死于自縊，自縊的起因是“林樾奸子婦陳氏”事發(fā)，在羞愧中了結(jié)了自己的生命。林樾的這一死因，由宋氏親口所供，且是她在被控殺夫，“三次擬死”之后，方才說出的。如果宋氏所言不虛，那么林樾與兒媳有私，罪惡深重：如果是“強奸兒媳”，則是為老不尊的逆?zhèn)愃雷?；如果是翁媳通奸，也屬于“十惡”中的“?nèi)亂”，男女同罪，均應重罰。原審雖已經(jīng)認定林樾作風“荒淫”，但他的好酒與好色，于婚姻無益，受累的主要是他的配偶等家人，律法和禮教并不會直接對他進行譴責?！盎囊钡搅藖y倫的程度則不然，一個在道德與法律上均嚴重越軌的惡徒，如果自尋短見，他的妻子總不至于要為之“抵命”。

然而，這一家族中的丑聞，出自被指控殺夫的宋氏之口，而且是在案發(fā)多年后方才說出，必然會受到嚴格的審視和強烈的質(zhì)疑。王廷相反駁王杏時，便于開篇即明確點出了王杏主張的“宋氏之罪，以漸而減，似涉輕縱，恐非慎重刑獄之道”，其后也明里暗里地示意，王杏強行翻案的理由都不成立，實質(zhì)是為了開脫宋氏的死罪而故布疑陣、掩蓋真相。對于“林樾奸子婦”一事，王廷相質(zhì)疑宋氏招供的時機不對，“以宋氏初勘凌遲之時，既有此事，死生之際，人情必欲求免，宋氏何不當時即供在官？何乃至三次擬死，方才說出？”而且，“獄情以活口對證為的”，也就是這種生死攸關(guān)的情節(jié)，必須經(jīng)由知情者的對質(zhì)，方能驗證真實性。林樾身死之時，兒媳陳氏還存活，如果宋氏不甘蒙冤受死，大可以盡早揭破林樾生前的亂倫丑事，與涉事兒媳當面對質(zhì)，從而洗脫自己的殺夫罪名。宋氏早不說，等到兒媳已死的十一年后，才抬出一套死無對證的“林樾奸子婦”借口來，豈能使人信服？

王廷相給皇帝的奏稿中，暗示“林樾奸子婦”之事的不可信：宋氏在多年之后“死無對證”而狡猾翻供，極有可能說明她受到了王杏的縱容，巡按與死囚合謀，“捏久死之婦奸情，以為辯脫之本”。王廷相轉(zhuǎn)而強調(diào)原先兩次尸檢的可靠性，如第二次“差委覆檢”發(fā)現(xiàn)腎囊有傷，指揮丁明正在參與“具結(jié)”的人中，丁明的兒媳就是宋氏的女兒，王廷相這是要以丁明對尸檢的認同，充當林樾尸傷不虛、宋氏殺夫?qū)賹嵉挠辛ε宰C。如此，王廷相將“捏造奸情”與王杏有意忽略尸檢報告即“不再檢頂心囟門等傷及八字交匝與否”聯(lián)系起來，言下之意，就是認為王杏的“辯理”并無真憑實據(jù)，無非是“欲為宋氏出脫死罪，故屢次變其招情”。

總之，在王廷相的分析中，妻殺夫案，“倫理所關(guān)”，相比“原招原傷，情真無疑”，巡按御史王杏存心“似涉輕縱”，以林樾死于自盡為由減輕宋氏刑罰，“似難依辯”，“難以輕允”。且此案經(jīng)王杏兩次“辯問”質(zhì)疑，都察院長官回應之時，王杏巡按貴州期滿，已然調(diào)任他處，所以王廷相請示皇帝，“本院欲候命下，札行續(xù)差巡按貴州監(jiān)察御史倪嵩，再行從實檢勘明白”，嘉靖帝依議。等待著宋氏的是新任巡按的“從實檢勘”，恐怕其在各方的壓力與關(guān)注下，不會再如王杏一般站在宋氏一邊。

至于王杏本人，巡按貴州的經(jīng)歷，也多少影響到他后面的仕途與他在后世的名聲。嘉靖十三年（1534），王杏出按貴州，十五年（1536）轉(zhuǎn)任山西道監(jiān)察御史。王杏在貴州時，對當?shù)氐奈慕淌聵I(yè)貢獻不少，他在貴陽建陽明書院，還提請給貴州單獨開設考場，增加科舉名額。他對當?shù)匚慕痰纳闲?，與對平反冤案的重視，本應都屬于稱職的表現(xiàn)。然而，從《浚川內(nèi)臺集》中，又發(fā)現(xiàn)兩則對王杏不利的奏議。貴州書吏受贓，接管御史楊春芳揭發(fā)其事，牽連王杏，王杏奏辯，但最終認定，“監(jiān)生書吏，屢屢受饋”之事正是發(fā)生在王杏“持憲巡按一方”之時，“贓私之污，固非于己，關(guān)防欠謹，委亦難辭”，也就是雖無證據(jù)表明王杏本人有經(jīng)濟問題，但他身為風憲官，有失察之責。王廷相認為王杏所犯為公罪，既遇恩詔宥免，不如照舊供職。但嘉靖帝要嚴辦，嘉靖十六年（1537），將王杏降一級，調(diào)外任，為廣德州判官。

每個人都在說謊？

王杏巡按貴州時，對宋氏之案如此關(guān)心，其心是公是私，旁人固然不得而知。但宋氏之案的內(nèi)情，是否如原審與王廷相覆奏時那般分明？我們綜合王杏與王廷相各自強調(diào)的細節(jié)，或許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合理懷疑”。

首先，案發(fā)之時，即林樾何年身死，缺乏明確記載，可以推知的是，此案拖延未決，至少有十余年。殺夫重案“倫理所關(guān)”，“凌遲”之刑“決不待時”，宋氏何以被“三次擬死”，多年偷生？除了王杏，還有哪些官與民，在關(guān)注此案？傾向于維持原判的王廷相，并未向皇帝匯報此案漫長審理過程中的所有波折，但通過對時間線的關(guān)注，我們會留意到此案的特殊之處，恐怕不止于王杏一人“欲為宋氏出脫死罪”。

其次，詳細而嚴格的尸檢，前后進行了兩次。第二次檢驗，是因何而起，距離案發(fā)時有多久，尸身是否已經(jīng)發(fā)變，王廷相并未言及，我們也就無法判斷王杏對檢出傷情的“通不勘及，即與辯問”，究竟是有意“疏脫”，還是另有緣故。原審按照第二次尸檢所補充的傷情，以剪刀戳傷腎囊為重點，認定宋氏故殺林樾、罪應凌遲。王廷相對此深信不疑。我們看到的則是，兩次尸檢，查出了越來越多的致命傷，如同為“殺夫”上了一層又一層的保險——頭頂被毆還不夠，還要“八字交匝”有勒痕，且毆且勒還不夠，剪刀戳傷、腎子缺失，也被檢驗了出來。這是怎樣的深仇大恨，下手如此之狠？王廷相說，宋氏與林樾感情不和，所以肆無忌憚。但如果換個角度，宋氏能忍林樾多年，是什么一舉激發(fā)了她的殺心，而且是憑一己之力留下了毆、勒、戳這三重致命重傷？

再次，“女強男弱”，是王廷相勾勒的宋氏、林樾婚姻狀況。但如果宋氏如此勢大，面對林樾對兒女親事的安排，似乎倒也不用這樣委婉周旋。當然，宋氏的假意允諾，如果是存心為女兒多謀財利，而非懼怕林樾，倒也說得過去。但宋氏為人如此深沉且愛財?shù)脑?，又怎么肯在隱忍林樾貪杯好色多年之后，突然在深夜中獨自兇殘殺人，留下多處致命傷痕后束手就擒，等著被明正典刑、“千刀萬剮”的命運？

最后，如果非要給宋氏一個與林樾徹底決裂的理由，發(fā)現(xiàn)荒淫的酒色之徒竟然是“沒人倫的豬狗”，對家中晚輩下手，可能還真算一個。王杏查出的這一情節(jié)，確實有撼動原審的可能性。王廷相對此，雖沒有無視，但并不深究。他抓住了兒媳陳氏的“死無對證”，直接將宋氏多年之后的首次坦白指為脫罪謊言。其實，在那個婦女以名節(jié)為重、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tǒng)社會，要求涉事兒媳出來作證，明顯是強人所難。再說，宋氏又如何能預見陳氏何時殞命？倒也不乏這種可能：林樾、陳氏都已經(jīng)離世后，其他知情人反而有可能“說得出口”。不過，王廷相直接斬斷了這種可能：只要不查，便是沒有。“倫理所關(guān)”，凌遲重案，僅憑這點線索，哪能說翻就翻？

其實，宋氏在至少十余年間的緘口不言，如若我們匯總王廷相所選擇的、王杏質(zhì)疑或補充的有限信息，所有出場的人物及其選擇，或許指向了一個更陰暗的方向：“每個人都在說謊”，以及“本性難移”。林樾想讓自己的兒子娶宋氏的女兒，宋氏為何不肯，非要“舍近求遠”，讓女兒離開林家，她才更放心？指揮丁明認可驗尸結(jié)果，王廷相認為這間接說明他不肯偏袒自家兒媳的母親宋氏。其實，尸檢只能說明有傷，就算重重疊疊的致命傷都確定指向了“他殺”，可傷痕仍并不能直接為死者代言、開口指出真兇何在。作為死者配偶的宋氏，或許注定首先被懷疑，又或許她下定決心，成為唯一的嫌犯。她之前供詞閃爍，或許是無力抗爭，或許是不肯自辯，抑或她在虛虛實實的供述中，仍然保守著一些秘密——傷痕存在，尸體存在，憤怒存在，殺戮存在，那驚心動魄的漆黑暗夜過后，“荒淫”者永遠不能開口。殺人者可能是她，也可能另有人在。在驗尸報告上簽字具結(jié)的丁明等人，優(yōu)先保護的如果不是宋氏，那人的分量定然要重于宋氏；也可能包括宋氏在內(nèi)，他們心照不宣：往事不必再提。如果是這樣，宋氏以謊言與性命、付出名譽與自由來守住的秘密，說不定就在她的家中——她一直保護的那個家人，又是誰呢？

總之，宋氏殺夫一案，因御史王杏巡按貴州時認定存在冤情、力主翻案，從而屢興波瀾。王杏關(guān)注宋氏之案，涉及案發(fā)當時當?shù)氐摹霸瓕彙?，?shù)年之后巡按御史首次“辯問”即提出了此案有冤、應當改判之議，以及補充重要情況、全面反對“殺夫”的第二次辯冤，這些異議由貴州道御史轉(zhuǎn)呈都察院長官，王廷相在京與御史同僚經(jīng)書面審查，并不認同王杏提議，仍傾向維持原判。文牘往返，經(jīng)年累月，直至王杏調(diào)任，離開貴州。此案改判的希望，或已消弭無蹤。但經(jīng)由跨越數(shù)年的多次審理而被層層撥開的情感糾葛與矛盾緣由，我們也許能夠穿透這起慘案的表面，一窺核心人物如宋氏等的生活與命運，一探這起明代刑案審理的復雜與幽微。